我們這一代其實正見證著『後工業化』嘅出現
以前的工業發展絕大多數是高污染，那時候環境資源充足，沒有誰把污染當作一回事，即使到了60-80年代，有些人也喜歡把環境與工業對立，認為工業必然是污染的。
而『後工業化』標誌著社會開始一方面發現工業的帶來的環境成本太高，另一方面又發現衝突性的、對立性的做法導致很高的社會/經濟成本，不論係對發展中同發達國家亦然，因此人們開始要考慮發展另一種模式，即能夠與融合環境因素的經濟政策，達到互利互惠嘅效果。這就是舊有的極端環保主義與新興的、融合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分別。
一些北歐國家及日本很早已經開始走這條新路線，特別強調商界對環保的積極角色，這現象被稱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這套理論說，商人的本質固然是唯利是圖，社會憑什麼去鼓勵他們多點環保呢? 那很簡單 - 仍然是那個字，『錢』。有錢賺的地方，無論環保不環保，他們都一定有興趣，雖然破壞環境的金錢利益通常都比較明顯，但誰說綠色利潤微不足道? 那裡來就那裡去，他們破壞環境的原因，也會是他們保護環境的推動力，關鍵在於如何re-shape呢股推動力
對商人來說最大的誘因來自他們的資金來源 ，通常是市場需求，Brown demand, Brown supply. Green demand, Green suppply。一字咁淺，消費者透過消費決定來影響工商生產。這點我在之前的post說過了，所以不贅。
我想說的是政府的角色。在這個生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政府的角色不會再是一個controller，而是一個facilitator，促進人民對企業的訴求 (廣義的market demand)和企業的生產活動之間的互動，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。市場永遠存在障礙令企業無法(或因成本太高)從環保中獲利，當企業看不清市場對環保產品的需求時，政府就要站出來掃清障礙，讓企業看到這個市場機會並更容易從中圖利，而不是動輒用法令強迫企業生產某些環保產品，前者的政府的角色是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sides，而後者則是政府sepearately 在兩端發功，舉一個例，外國有些地方(eg荷蘭)充許人們付出一個特定的價錢來享用綠電，人們有權選擇用哪一間電力公司的服務，利之所至，有green money 就有green product，於是在競爭下電力公司便會因此而對可再生能源業務更為積極，但香港呢? 即使2008 新利潤管制實施後，就算我們幾環保的好我們也不能直接買可再生電力，我們沒有消費選擇權，沒有途徑去影響生產決定，沒有green money。在香港，長久以來政府只是一個controller，而不是facilitator (但近年情況已有改善了) (關於這點，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MSc論文導師港大教授Prof. Peter Hills的文章，有很深入的論述)。
可持續發展要的不是什麼環保科技，沒有制度上的轉變什麼技術也用不上，沒有demand(沒有利可圖)或沒有政府的促成，哪個企業會採用環保技術或措施? 前者取決於環保意識，可謂決定性因素，但這個不是可以『迫』出嚟嘅，要的是時間，慶幸的是香港人環保意識其實不低 。後者呢? 正是現今香港環境問題的最大絆腳石，這個涉及政治因素，複雜無比。
所以說，環保不是一問科學，是一門政治，一門藝術。
(originally posted in the discussion. com in June 200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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